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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明确切割法治和民主的策略，确实有可能让师夷之技以制夷的空间变得更大，如果得益于党国宪政体制的深化改革真能取得明显的成效而证明为一种善治，很难说它不会变成西方多元民主有力的竞争者，成为非西方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种制度选择。

标准法律属性论者显然未能注意到国际标准化的实际情况，也未能注意到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技术法规论者根据强制性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同质性来阐释标准与法律的关系。

标准化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于将环境标准纳入环境法体系的理论主张，有学者从形式和作用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证：在形式上，《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都有关于环境标准的规定，根据纳入其中即为组成的逻辑，认定环境标准形式上属于环境法体系。又如，《食品安全法》第4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依据这一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负有提供安全食品的义务，但确定生产经营者提供的食品是否安全的依据则是食品安全标准第11条规定：对满足基础通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等需要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推荐性国家标准。第三，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是我国标准化战略的一项基本政策。

标准法律属性论者将标准纳入法律的范畴，所关注的是前者。自《标准化法》颁行之后，为提高产品质量，国家实施依标生产的政策，要求企业必须依据标准组织生产，严禁企业无标生产。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法理概念的内在要义，论述了法理的语义和意义。

就此而言，主张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起来，其核心要义就是把权利本位与法理中心结合起来，构建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人们意识到，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总是以该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的形成为前提，而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总是表现为将已有的理性知识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原理系统化和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分析了大力推进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客观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方法上的可能性，探讨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路径和方法。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碰触。

三种思维，即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第一，增强了中国法学界的范畴意识、理论意识、体系意识。

不仅要与成型的法理研究成果相联结，又要与未定型的法理要素相联合，以形成有价值的法理命题和新时代中国法理体系。既没有法理概念的精确定义，也没有较为明晰的概念解释，以致法理学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优势无处彰显，对法律学的指导作用和对中国法治的学理支撑作用无法发挥。仅在北大法宝检索到的近几年明确使用法理概念的司法解释及判决书就有121篇。当理论研究深入到了这一步，权利本位就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学术观点，也是一个有关法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我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的启动会议上提出，当前和今后若干年，法理研究有十八个方面的重点领域和数十个课题。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首次集中回应了这一主题。也正像耶林所言：法学就是在法律事物中的科学意识。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三者有机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平安中国、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府、法治军队、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法治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队伍、涉外法治、国际法治、职业良知、司法职业操守、良法善治、崇法尚德、枫桥经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总体国家安全观、信息主权、个人信息权、网络安全、人民主权、司法民主、诉讼诚信、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律化、法治习惯、社会规范体系、严格执法、严格司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执法资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权力清单（制度）、社会治理法治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司法责任制、司法审判的终局性、诉讼格局、诉讼的主客场现象、公益诉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制、现代国际秩序基石、国家形象、永续发展、和平行动能力、海洋强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全球治理、利益汇合点、包容性经济、弘义融利、（法治）新常态、舆论审判、网络治理，等等，这些都是随着法治实践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的新概念、新范畴，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分析研究，以丰富、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人的权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动植物的权利、机器人的权利已被提上日程。所以，概念的精准分析和科学阐释就变得尤为重要，这是提升法学理论科学性、普适性的关键一环。

实际上，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西方争夺法学、法律、法治的话语权，本质上就是争夺法理话语权。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引领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等。

加强法学范畴研究，是推进传统法学思想变革、知识更新、方法创新、体系升级的必由之路，从而也是传统学科掌握自身时代命运的必然途径。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把法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总之，不断涌现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和法学范畴体系的集成与构建，日益活跃、多元的法学研究范式，持续的法学理论创新，有力推进了中国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为各分支学科自身的理论成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必须移植、转化一批范畴和概念，赋予其特定内涵，例如环境正义、转型正义、全球正义、全球治理等。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

回忆起这场不经意间召开的学术会议，其经历了思想解放、意识觉醒、理论争鸣、共识凝聚的过程，它紧张而有趣、起伏而坚定、热烈而理性。不仅仅是法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呼唤和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学者、官员、记者、民众、法官、检察官、律师、诉讼当事人等不同主体，纷纷把法理看作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依据，将法理视为抢夺话语权的至宝，以法理作为其明辨是非的利器，已经成为政治法律生活新常态。这些论题覆盖理论和实践的不同领域，是蕴藏着丰富法理要素的资源宝库和生产场域。

缺省规则和完备性（DefaultRulesandCompleteness）。四是跟踪研究西方法理学（法哲学）新范畴、新概念。

另一方面，具有资源和价值包容性的法理研究，必须更加开放地吸收经验性的方法，从古今中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源中、从法律法治的实践运行中，发现、提炼、表达、阐释法理。发展法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要突破以往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计重大研究领域和重点选题的习惯做法，着力打破法学内部的学科壁垒。对权利和义务范畴的分析表明，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和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法制（法治）的进化而演进的。正像这次研讨会所显露出的，许多法律、法治范畴的研究创造了新的法理概念、提出了新的法理命题，例如互惠正义、权利的规范力、责任共同体、人类的良知和理性的自律是义务的真正本源、权利本位是以权利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等等。

法理赋予了权利、义务、责任、职权、职责、惩罚、赔偿、合法、违法、不法等其他法学范畴以人文意蕴和理性精神，揭示了其他范畴丰富的时代意涵。论文以追忆1988年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为铺垫，论述了在中国法学新时代全面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会后，便有诸多学者直接从珠海赶到长春筹备这场会议。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有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

在法治研究领域，有作为法律原则的法治、作为治理原则的法治。一方面，我国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需要新范畴去概括、去反映、去总结。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体系的本质是争夺话语、制度和实践的合法性，而法理正是其合法性的根据和基础。例如，我们在对法治、人权、产权、物权、良法善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法治经济、全球治理、全球正义、程序正义等法学的通用概念注入中国元素、中国理念、中国思想的时候，要注意普遍性、融通性因素，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关起门来闭门造车。

（二）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1988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把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权利已经不仅是法学词汇，而且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信手拈来的日常话语，人们越来越习惯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问题，拿权利说事，越来越急于把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上升为权利、标榜为人权，越来越在意将权利自身视为某种权力甚至特许。

论证了21世纪的中国法律学（部门法学）既要重视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程序等法律范畴，又要重视作为法律和法律制度精神内核的法理。第三，法学话语体系是以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形式体现出来的。